（十）融合与孤独：从《三国演义》到《蝙蝠侠：黑暗骑士》
Original 千叶映 死理性派 8/22
本篇是对《精神现象学》笔记的第十篇，涉及的内容依然是“不幸的意识”，不过这次不讲哲学，想谈两个对我三观影响很大的文艺作品：《三国演义》和《蝙蝠侠：黑暗骑士》。
《三国演义》主要在小学时看的，不管是小说还是电视剧我都反复看了很多遍，和很多人一样，最感染我的是三个人的死亡：关羽、诸葛亮与姜维。在黑格尔看来，英雄的死亡之所以带有悲剧色彩，就在于他们的行动是符合伦理精神的，他们代表着一种理想人格，带给观众以崇高的体验，但他们的生命却被命运的必然性所否定。在《三国演义》中，这个伦理精神便是“忠（孝）义”，具体体现为关羽对刘备的兄弟之义、诸葛亮对刘备的君臣之义、姜维对诸葛亮的师徒之义。这种精神之所以让小时候的我感到很美，我想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这种精神建立在自发性上，如果关羽、诸葛亮、姜维是被威逼出来的忠诚，那这个美感肯定就大打折扣了；二是超功利，即“忠义”原则能够使一个人在荣华富贵面前不为所动，始终明白自己的意义，不至于像禽兽一样陷入随波逐流的可悲状态；三是一见钟情，一以贯之，即两个人的关系一旦通过某个关键事件（桃园结义、三顾茅庐、收姜维）确立下来后，双方直到死都志同道合、矢志不渝，永不变心，没有一个人哪怕怀疑过一次“复兴汉室”这个理想是不是正确的。
这三点原因又都是基于一个前提：人与人之间是可以做到完全的同心同德，甚至是同情感同思想的。书中有不少描写心意相通的情节，例如关羽、张飞遇害，刘备在得知消息前就预先有身体上的反应（“心惊肉颤”），由于这种感应是发生在两个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因而在中国社会，这类人际关系就更可以作为一种普遍意义的理想而被追求。
这是一种多么有吸引力的关系啊，这个世界上可以有一个人永远和我保持一条心，它一劳永逸地为我提供了生命的根本意义（即尽义务），使我永远免去了自我怀疑与孤独的苦恼。相比之下，我的现实生活就显得非常不完美，我发现同学之间是那么容易产生间隙和怀疑，人与人的相通是那么难，有时候一句话，一个生活习惯，都可以让两个人在内心里默默疏远对方，我自己也做不到完全对另一个人掏心掏肺，更谈不上无条件忠诚，我总是能很快地发现彼此的差异，两个人永远都一条心，这真的可能吗？
可是很快我就发现，不仅我和别人难以实现“一条心”，我甚至和我自己都难以做到“一条心”。小学的某一天，老师看我脸色不好，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突然感到一种恐惧，因为我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如果我为了逃避上课谎称自己不舒服，这件事原则上也是不可验证的。当我意识到我有说谎的可能性，且这个可能性没有办法一劳永逸地消除时，我害怕了，因为我发现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都未必能做到“一条心”。先前的我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当我不去思考的时候，我确实认为自己是这样一个实心的、纯粹的“好人”，而现在我发现，这个“品”其实是没有人能保证了的，我自己也保证不了，一个人昨天品质好，不代表今天也依然品质好，当他意识到自己是个“好人”时，他就已经不再是个纯粹的好人了，因为他已经有“做坏事”的可能性，他甚至可以利用自己“好人”的身份去干更大的坏事。人的叛逆倾向是和知识水平成正比的，当他弄明白如何服从规则时，他也就有了破坏规则的可能。
然而，停止意识也不见得就能做“好人”，因为停止意识顶多能够避免故意做坏事，却无法避免基于无知情况下的无意做坏事，而这个“无意的做坏事”仍然是和个人脱不了干系的，因为谁让人不去主动增进自己的知识呢？可见，“无意为之”和“有意为之”之间的界限是非常微妙的，人是可以假装“无意”，故意“无意”的。意识一旦被人自觉到（即元认知），就意味着人不再是一个实心人了，他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当然也包括背叛过去自己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不可通过放弃意识来消除的，因为他若努力让自己恢复到无意识状态，那也依然是他有意识放弃的，他还是应该对自己的一切负有最终责任。
如果说，人连和自己“一条心”都做不到，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自我怀疑中（“我真的是我以为的那样的人吗？”），那一个人又凭什么能保证自己和他人一条心，能够矢志不渝地遵守某种预先规定的规范呢？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个人从来不反思自己，总是停止对自己进行判断，但这样的话这个人肯定就谈不上有智慧了，似乎在这个框架里，善和智慧是冲突的。当然小学时候的我是不可能理解这个矛盾的，长期以来，我仍然把这种自我怀疑看作是我个人的某种缺陷，因此我依然相信世界上存在一个纯粹的人，他既有着天生的道德禀赋，又有强大的智慧，能够永远摆脱那些不纯粹的念头，当然也就永远摆脱了对自己分裂的苦恼，坚定不移地做着绝对正确的事情。当然这个人到底是否存在我也是内心打问号的，但至少还是留有一点希望。
不过在看完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我终于有点明白上述问题的答案了。这个电影是我高三时候看的，它带给我了一种非常复杂和微妙的感受，这感受里面既有沉重的阴郁，又有一种希望。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的核心只有三个人：小丑、哈维和蝙蝠侠。
哈维是一名代表光明与希望的英雄检察官，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将几百名罪犯送上审判台，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但他惩恶扬善的英雄情结一开始也与独裁有着某种牵扯不清的关系（想要做凯撒）；蝙蝠侠则通过法外手段来维护正义，由于有着资本和科技加持，加上来自部分官员的许可，他惩治罪犯的效率往往更高；而小丑则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疯子，他唯一擅长的就是对人心的洞察力，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让两个“大救星”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哈维在经历了打击后，变成了一个滥杀无辜、毫无同情心的人；蝙蝠侠也不得不通过损害越来越多的公众利益来维护正义（例如每次执法都会破坏大量公私财产），最后甚至以侵犯全体人民的隐私（监控3000万人）为代价抓捕罪犯。影片中，小丑处处都在嘲讽人类的道德规范之不可靠，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只是有些人没有自觉到，以为自己真的那么高尚，一旦被人轻轻一推，就会暴露自己的本质。在这场精神之战中，小丑事实上是胜利者，因为他成功地将哈维变成了一个丧失理智的坏人，蝙蝠侠最后把哈维杀人的罪揽到自己身上，其实是变相地承认了这一点：民众对法治的依赖是建立在对哈维这样一个道德模范的信任上，一旦偶像破碎，对法治的信仰也就破碎了。可见，即使是像哈维和蝙蝠侠这样的“超人”，也依然无法永远摆脱人的有限性。
我看完这个电影后，第一感觉是绝望感，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道德模范供我学习，也没一个现成的榜样或者标准能让我照着做，那种对纯粹的、高尚的人的幻想终于破碎了。我没有办法再像原来那样膜拜世界上某一个人或者权威，任何人不论他多么高尚，在某些条件下都是可能堕落的。
这看起来是对道德和善的理念的一种绝望，这种绝望用黑格尔的话讲就是：“苦恼意识是痛苦，这痛苦可以用这样一句冷酷的话来表达，即上帝已经死了。”一切偶像、模范、伦理规范都不再天经地义，它们都被彻底动摇了，这看起来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但事后来看，这种绝望感只是扫除了虚假的道德意识，为确立真正的道德意识腾出空间，这真正的道德意识的起点就是：人必须时刻反思自己，警惕自己做坏事的念头以及“无知之恶”，因为人的意志是不受任何他人约束的，故每一个瞬间有作恶的倾向，不承认或者不知道这一点，拒绝对自己进行反思，这在康德那里被称作为“根本恶”。
在中国，一谈到反思，大家通常是比较反感的，因为中国人基本上都写过检讨书，进行过自我批评，“反思”这个词极易让人联想到居高临下的说教和屈辱感，它也极容易和中国儒家“忧患意识”、“吾日三省吾身”、“破心中贼”混淆起来，与之类似，法家也持一种极端性恶论的态度，认为人是极端自私自利的动物，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朋友关系都是不可靠的，只有赏罚大权才最管用，但上述观点都算不上是彻底的反思，它们的思考总要止步于某个未经反思的规定，因而始终幻想有可能一劳永逸地免除思考的责任。比如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在这里，“反省”的大前提是以“忠”、“信”以及老师传授的学业绝对正确为前提的，而这个前提能不能反省呢？有没有可能老师传授的知识也是有错的呢，如果我不去反省而照做，犯下的错究竟算是我的责任还是老师的责任？法家认为，人的亲情、友情都是值得怀疑的，对此韩非子举了大量事例证明，然而他唯独不怀疑君主，不怀疑人的动物性，他仍然预设了皇帝是绝对善的。上述观点的共同之处就在于，认为世界上仍然存在一个道德上绝对高于自己的人可以洗刷自己的罪，人可以通过一套表面功夫（在大会上痛哭流涕地忏悔、作出某种礼仪礼节）来一劳永逸地达到纯粹的善，这便是中国“诛心”传统的由来，心是无法诛掉的，但由于心被看做是可以被渗透的，所以用外在手段来改造一颗心，不仅不是侵犯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反而是使人变得高尚的善举，是在拯救对方的灵魂。
反过来说，如果立足于彻底的、真正的反思，就会意识到人心是一个封闭体，这个封闭体尽管随时都有作恶的倾向，但它也只能通过自己的反思来解决，而绝不可能靠他人去拯救，当事人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他人对自己精神世界的窥探和监视，从这里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西方的忏悔精神往往带给人以尊严，而中国的忏悔与检讨则体现为对个体人格的消灭。
最后，一直有人讨论央视版《三国演义》和新版三国孰优孰劣的问题，我认为，央视版三国的演员确实有一种超功利的精神，他们是凭着对忠义原则的真信仰来演的，相比之下，新版三国虽然阵容华丽，但由于演技浮夸，台词混乱，因而留下了无数讽刺和恶搞的素材。从高尚的忠义精神到恶搞讽刺的娱乐文化，这是不是一种堕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原先单纯的伦理规则注定要解体，让步于以个人为原则的新伦理（个人主义的伦理），而在这个新旧伦理的过渡阶段，当个人刚刚从原先伦理共同体的束缚下挣脱出来时，必然会体现出“什么都不信”、讽刺一切的恶搞精神，这在西方历史上体现为希腊城邦制衰败时的怀疑论、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然而没有旧神的死去，文明就不可能向前发展，六小龄童说：一个民族恶搞自己的英雄是可悲的，这句话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我想比这更可悲的是连恶搞也不敢，或者说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有恶搞的资格的。中国历史上的灾难至少或者主要不是由于人们太有叛逆精神、恶搞精神造成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年轻人不再崇拜旧神而感到痛心，问题在于如何确立新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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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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