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Original 千叶映 死理性派 4/24
周某（因一段偷盗电瓶车被捕后的采访视频走红网络，被网友起名“窃·格瓦拉”）并不具备什么被人羡慕的特质，但他的那句名言（“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仍然在中文互联网上火了很多年，甚至被很多人奉为教主、精神领袖。这意味着，尽管人们从事着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人生，但在精神层面上都有着共同的不自由感和被裹挟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这种如此广泛存在的焦虑却在主流舆论中是失语的：
每个人从朋友圈里看到的他人都是那么勤奋和忙碌，似乎只有自己是懒惰的、拖延的，不求上进的；打开手机，走在街上，似乎一切事物和信息都在提醒自己：你不能停止忙碌和工作，不要想太多。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绝对收入虽然增加了，但心灵的被束缚感却没有减少。他内心中隐约地感觉到这一切是有问题的，但由于缺乏概念，也看不到相关的讨论和质疑反对的声音，他便很难将其上升到意识水平。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的感觉和体验未能被象征化、符号化以组织进自我结构中时，他就会存在心理紧张和焦虑。那么，当这个人所知道的概念越少，听到的不合主流的声音越少，他便越是难以理解自己那由于不合主流价值观所必然产生的焦虑感，更不可能表达出来，结果是更加压抑。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首先会开始用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对抗社会规范（比如“躺学”、“失败”、“佛系”、“社畜”等概念的流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自嘲自黑、自我贬低的方式来逃避社会规范无处不在的监视与规训的目的。但这种做法并不能达到真正的解脱，因为它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否定自己的自由意志和主体性（“你不要对我要求太高因为我就是个loser”）来消解权威，但如果不把反抗的依据建立在人的主体性上，那也完全可以得出“loser更应该安于规训”的结论（反正自己都承认了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被怎样随便地对待都可以）。另一部分人则是通过折中的方式来获得自由，即认为只有达到了一定的社会期待后才能开始探索自我，才有资格谈“自由”。
周某的那句话之所以让人们振奋，就在于周是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在这里，重要的不在于周自己是怎么想的，而在于他提供了一种可能：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也有说“不”的权利。周成为了一个符号，“他”（即大众想象出来的形象）不是以一种自轻自贱、毫无尊严的方式来乞求别人的同情，而大众在传播这一符号的过程中，发现原来不止自己一个人是这样想的，先前积累的那些未能被言说和的焦虑也就得到了释放。
我认为这种现象，其实也恰恰体现出了人的主体性的存在，即每个人之所以感到压抑，恰恰是因为自己预先地相信那普遍规范是道德的，**正当的**，比如很多人会说只有拼命干才能让整个国家更富强/高考工厂是现阶段最适合国情的，或者将其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天道酬勤”、“自古如此”、“天经地义”），而自己的那些带有反叛普遍规范倾向的念头、想法、感受、体验则是孤独的，不正当的、反社会的（“如果人人都这么懒，社会还怎么发展”）。
人们误以为逼迫和裹挟自己的是客观的物质（比如房子和钱），不知道这些东西的背后是一种社会承认，而这种社会承认具体到每个人的内心中，又恰恰是利用了人的“道德心”和对普遍神圣东西的追求：人们恐惧的并不是贫穷本身，而是被视为不负责任、没有上进心、对社会无益的人。人们说服自己去做事，许多时候并非以“物质利益”为依据，而是通过建构一种宏观秩序，并相信自己的行动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来实现的，这样比单纯地归因于“钱”会让自己更好受一些。
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就体现在思想上的能动性：即我可以挖掘出支持我行动的那套背后的信念系统，并对之进行反思和解构。在攀比盛行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常常由于夸大彼此的身份差异或者缺乏相关的话语而缺乏信任和理解，因而也无法产生共鸣和联合的行动。这个时候，人就需要多去倾听和了解这个社会上的那些非主流的声音，多去尝试理解他人那些看起来有病的，不和常规的生活方式，这样个体就会意识到：
原来我所以为天经地义的、无比威严的社会规范其实存在那么多的偶然性和漏洞，我所以为的那些高不可攀的“榜样”其实和我有着相似的焦虑结构，而我内心里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叛逆到令我感到害怕的念头，在经过反思和提炼后，原来也是可能带给他人真正的解放，因而也更加接近真正的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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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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