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怀疑与伤感——生命如何从虚无中确立自己？
Original 千叶映 死理性派 8/13
本篇是《精神现象学》笔记的第八篇，即怀疑主义与不幸的意识（292-344页）。
尽管怀疑主义在历史上只是希腊罗马时代的一个哲学流派，在《精神现象学》中也只是作为在斯多葛主义之后的一个精神发展的环节，但怀疑精神本身是可以作为全书的灵魂的，其实类似怀疑主义的思想（“上帝死了”）是会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比如后现代主义）。我认为，如果全部哲学只保留一句话，那就是“解构和重估一切”，而在解构前，就需要先有一种怀疑精神，即一切东西都可以被怀疑一下，从两性关系到我们日常的伦理观念，从家庭到民族到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规律，甚至是我的感官体验都是可以被怀疑的：它们是天经地义的吗？是合理的吗？是真实和确定的吗？尽管我怀疑完了之后可能发现它们是对的，或者说我怀疑一番后发现它们不合理，但现实中我却什么都改变不了，但至少怀疑主义指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我的精神本身就拥有一种否定的力量，这个力量可以让我预先把一切神圣的东西都看做非本质性的，这样我才可能去评估它，进而发现真相。
我们不要看怀疑主义好像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的怀疑而不去实干，显得非常窝囊，实际上如果这个思想深入人心，那会具有一种颠覆性的力量。比如在奴隶社会，如果奴隶们在思想上把主奴伦理给解构了，即把这一套伦理看做是非本质的，并不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发生实质性的变革往往也不会太远了。怀疑本身不是真理，但它却是走向真理的重要方法。我们知道，很多文化所推崇的神圣观念都是不允许怀疑的念头出现的，它们往往独断地宣布自己是绝对真理，尽管“不许怀疑”的思想往往能立刻体现出巨大的社会效益，但这样的思想也难以适应新形势新变化，为了维护这个思想体系的神圣性统一性，就需要进一步地压制可能引起怀疑的信息，结果离真相越来越远，不论这个思想体系刚开始有多么卓越和深刻，也难免在历史中逐渐走向干瘪和僵化。就此来说，判断一种文化，一个思想是否深刻，就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包纳了怀疑精神。
然而，怀疑精神又是一种绝对令人难以忍受的意识，当我们把一切都看作是可以解构一番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生命将不可避免地经验到虚无和伤感。
比如说，我此刻在吃一盘特别好吃的菜，我沉浸在这样一种幸福感里，可我转念一想，这个幸福感是真实的吗？我下一次吃的时候还能否获得同样的幸福感？按照往常的经验，不论一种食物多好吃，只要反复吃总是会腻的。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把自我和这个幸福感看成是绝对同一的，因为我通过怀疑，意识到我是有能力破除这种幸福感的（比如一直吃吃到吐），当然现实里我不会傻到这么干，但仅仅在思想上意识到我有这种能力，就足以让我先前那种纯粹的幸福感变得不再纯粹了，此时我只是感觉很伤感，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再比如说，我获得了某个很出众的成绩，被众人纷纷夸奖，我感到很快乐，心情舒畅，可我对这个现象加以怀疑：我这个快乐是否可能是被操纵出来的？我这个成绩能够如实地反映我的能力吗？他们夸我的时候是基于了解我的前提吗？如果我此时突然发怒，做一些疯狂的行为（姑且不论原因，只说有这种可能），他们还会这样喜欢我吗？（事实上我确实容易在其乐融融的氛围里产生一种想要远离的念头）我没有办法一一验证这些问题，但怀疑意识却已经给我造成了一种永不安息的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让我没法再像原来那样随便认准某个目标并全部信仰它的合理性，然后拼命地干下去，怀疑意识只需要指出我与当下的体验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分离的可能性，就足以让我苦恼了。因为我再也没有办法回到那种完全不怀疑（不想）的感觉里面去了，那种感觉只有回到子宫里去找，因为只有在子宫里，胎儿的需要才是可以被全然满足的。怀疑所带来的苦恼感可以类比孔子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描述：只要我想要苦恼，那么苦恼就会来了（我欲仁，斯仁至矣）。
习惯怀疑的人通常给人以一种过于理性的冷冰冰的感觉，其实不然，不如说正是因为感觉太丰富，情感体验太强烈，才会产生同等强烈的想要留住它们，使它们永恒下去的念头，但一旦开始思考如何永恒，很快就会发现“这些东西不可永恒”这一事实，那些被自己曾经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其实都是经不起反思和时间考验的，而自我也同样是支离破碎的，在时间和命运之流下，美好的体验、友谊、爱情、道德，都是经不住流逝和湮灭的，一切皆虚无。
表面上，怀疑精神似乎是敌视活力的东西，然而事后来看，怀疑和解构盛行的时期尽管看上去非常黑暗，但也孕育着下一个阶段的生机，人的生命力、活力、创造力正是来源于不断地“破旧”，才能“立新”。
在这里想先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我本人在每次升学时，都选择的是一个和先前圈子截然不同的学校，比如我的小学同学基本没有就读我所上的初中，而初中同学又几乎没人去我的高中，不仅如此，小学、初中、高中同学在生活经历、价值观、兴趣爱好、家庭背景等方面都差异不小，这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我在新环境里往往没有熟人和朋友，非常孤独；二是我强烈地感到我自己原有的价值观、生活习惯受到了冲击和否定，结果是我需要长达一年的适应期，整个初一和高一都在适应。
这个适应期是非常痛苦和悲观的，为什么呢？在原先的环境里，我的自我认同是建立在集体认同之上的，即通过一些象征性的符号来区分我者与他者，并以此构建集体意识和自我概念。比如说小学圈子认同“人应该有多样化的爱好”，“人应该懂得很多”这样一种实际上是建立在消费上的“有趣”价值观，凡是不符合这样价值观的人就都是“我者”之外的无趣的“他者”；而在初中，由于身边同学的知识面和消费水平普遍不如小学圈子，加上初中更加强调应试，因此初中圈子的追求往往比较反智、叛逆和乏味（比如追星）。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原有的那一套集体认同就破碎了，我意识到它们并非天经地义的（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不这样做），但我又不愿意认同初中的价值观，这使我处于一种精神上的真空状态。在初一的一整年里，我内心里都把这件事看做是邪恶愚昧的中学教育对光明自由的素质教育的伤害、威胁和污染，无法从对过去的伤感里走出来，我感到某种活泼的精神已经死去了。
然而如果追溯更早的历史来看，我初一时候所怀念的自由的小学环境，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却是作为一种异质的、不自由的精神而构成了刚从幼儿园走出来的我的一种威胁。那时候我虽然很小，意识也很单纯，但却能够感受到小学环境带给我的压力感远超过幼儿园，因为幼儿园老师比小学老师对孩子更加宽松、要求更少，小学比幼儿园更加强调竞争意识，于是在小学一年级，幼儿园就成了我无限缅怀的自由自在的“伊甸园”。因此，自由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自在”的那样一种轻松简单的东西，它是需要人的精神不断努力去开拓和发展的，由于人天然的惰性，这种精神上的开拓只有在和异己的文化发生冲撞，并且在不断地怀疑、解构的痛苦之中才能得到新的确立。
那么在我的初中，精神是如何回应现实的挑战并发展自身的呢？在经历了漫长的“后现代主义”的阵痛后，到了初二，一种新的精神观念破土而出，这就是我在初二的某一天所领悟到的一个观念：为自己而学习（广义上的学习）。这一观念是作为对小学和初中两种文化的绝对统一而产生的，它扬弃了这两者的缺陷。如果说，初中圈子推崇的是一种叛逆的价值观，那么我的这一观念可以指出：想要反叛也是需要学习的，哪怕你想做坏事，也得有知识懂技术才行，所以我在这样一个应试体制下同样是可以保持自由的（因为我在学习时没人知道我的动机）；而小学圈子推崇的那种自由和有趣，也被我的这一观念指出了不自由之处，因为小学圈子虽然推崇知识面，但这些东西实际上只是一种博得大家喜欢的谈资而非见识，它只有在老师的夸奖和同学的互相确认下才显得那么有趣，一旦当事人独立地面对另一个环境，没人捧场时就会丧失价值，怀疑自己，换句话说，这些知识本身是不能直接地为自己所用的。因此，当我把“学习”的内涵扩大后，我感到先前的苦恼、痛苦、迷茫都得到了某种救赎，一种精神上的安全感油然而生，尽管这个命题此时还显得非常粗糙，但这个原则却是永恒的，它在一开始就体现出了生命力，我曾经提过我在初三考试中的超常发挥，就是因为预先确信了学习活动具有超越善恶的普遍意义，从而产生了一种绝对的确信感，这种确信感可以让我在做题目的时候不再感到犹豫、迟疑和异己的痛苦，而是感到兴奋、愉快和自由，从而能稳定地产出新的思路。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我一直都不喜欢初中而怀念小学的自由，但也正是初中的“不自由”刺激了我去扩大关于自由的知识，如果没有新环境的冲击，我会沉浸在一种柔弱无力的美感中无限地缅怀、伤感和追忆，而不是创造。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说的：
死亡，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称呼那种非现实性的话，它是最可怕的东西，而要紧紧抓住死亡了的东西，则需要极大的力。柔弱无力的美之所以憎恨知性，就因为知性硬要它做它不能做到的事情，但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承担起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
从个体一端来说如此，从文明的角度看更是如此。当一个文明被另一个异质文明所征服，或是自身走向衰败时，这个文明就会产生强烈的阵痛，先前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传统价值观念都遭到了否定和怀疑，此时个体将陷入无可信仰的痛苦状态或者是嘲弄一切的虚无感。但“破”当中也同时孕育着“立”，经历过痛苦的文化融合的民族，尽管否定了先前的传统，但也为吸收新的可能性提供了先决条件，从而能够开出更加灿烂的精神果实。
比如，古希腊社会在艺术、哲学方面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并成为后世西方文化的精神源头，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希腊宗教的特殊性。希腊宗教里的神与其他农耕社会尤其是中国有很大不同，即希腊宗教的神是活泼的、有着鲜明个性的英雄，这些神身上洋溢着和浪漫精神，这种浪漫精神反映在希腊文化的所有方面，希腊人或是追求极致的美，或是追求肉欲的迷狂，或是追求神秘的理念世界（如柏拉图哲学），都反映了一种超越现实的渴望和躁动不安。这一特点又是源于希腊社会是作为游牧民族的阿卡亚人对原有的农耕社会（爱琴文明）的征服，希腊神话中的宙斯、阿波罗等重要神明，都是游牧民阿卡亚人所推崇的，赫西俄德在《神谱》中描绘的奥利匹斯神族与提坦神族之间的战争，正是对当时希腊社会两大文化痛苦的融合过程的隐喻。作为一种杂交文化，希腊文化既有东方的神秘主义色彩，也融合了入侵者的勇武和英雄主义，还包含了古朴的爱琴海特色，正是这种痛苦融合使得原有的朴素价值观被冲击，新的普世的理性原则才能被发现。比如，苏格拉底反对青年对父辈、旧有神灵（家族保护神、部落神）的崇拜和迷信，认为这些传统的神应该让位于具有普遍性的理性神，苏格拉底的这种观念，正是对建立在原先的氏族血缘公社被私有制和社会变革冲击后，那一套宗法伦理失去神圣性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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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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