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阅读笔记（二）——泰勒斯的“水”
Original 千叶映 死理性派
本篇涉及的内容是希腊哲学的开端——米利都的自然哲学，不过重点在于挖掘产生这种哲学背后的要素，并与中国历史与文化作对比，原因在第一篇已经讲过：一个学习内容越是与我们有关，越是能联系我们的现实，就越能激发起我们的兴趣。
米利都是希腊人在伊奥尼亚地区建立的城邦，哲学和科学被看做是发源于此。米利都哲学的代表人物有3人：泰勒斯（约生于公元前624年）、阿那克西曼德（约生于公元前610年）、阿那克西米尼（约生于公元前585年）。这三人都持有万物本原论的思想并以此来解释自然。所谓万物本原论，就是认为存在某个东西是万物的本原，一切从它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泰勒斯认为这个本原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是“阿派朗”（即无定形的东西），阿那克西米尼认为是“气”。哲学史通常将这三人放在一起讨论。本篇只打算讨论泰勒斯。
泰勒斯是如何用水来解释万物的呢？他认为，水是通过稀释和凝聚来形成万物。亚里士多德认为，泰勒斯把水看做万物的本原，“也许是由于观察到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滋养料...也可能是由于万物的种子就其本性来说是潮湿的”，在泰勒斯看来，不仅动物植物，而且太阳、星辰、整个宇宙都是由于水蒸发出来的湿气滋养的。因此，作为万物始基的水不仅构成了万物，同时也有创造万物的含义。
泰勒斯将水看做万物的本原，这背后有着浓厚的海洋崇拜的传统。希腊半岛多山少耕地，海岸线上布满了大量适合船舶停运的良港，因此海洋贸易就成了希腊人典型的生活方式，而希腊人对海洋也有着比陆地更加深厚的情感。希腊神话中有不少反映海洋崇拜的情节，例如阿芙洛狄忒（即著名的维纳斯，她的儿子是丘比特）是代表了爱、美丽和性欲的女神，据说她是从海的泡沫里诞生的，因而她同时也是航海的庇护神（这里插一句，阿芙洛狄忒是一个充满性欲和活力的女神，她经常对丈夫不忠，有多个情人，但这并不影响她作为一种美的理想而被西方人追求向往，对比之下，中国古代的女神几乎都是男神的附属品，且不贞洁的、叛逆的女神从来都没有好下场）。
不过，泰勒斯“水”的理论之所以被看做哲学和科学的开端而不被看做是一种普通的海洋崇拜或神话故事，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理性精神。广义上说，理性是人人都有的能力，原始人为了捕猎而设计陷阱也是需要一定的理性才能完成的，这是常识层面的理性，但若从狭义层面来讲，哲学中的理性精神应当体现在为一切东西去寻找一个普遍的概念来理解。哲学之为哲学，就在于它追求的“一”而不是“多”，或者说它努力透过“多”的表象去把握“一”，它追求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事物的原因，更是能解释整个世界的世界概念，因此我们才将哲学看作是世界观。要承担这样的使命，这个概念应该具有抽象的，普遍的，无处不在的特征。在泰勒斯那个时代，抽象思维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高度，哲学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依赖感性的物质去表达，而水刚好具有类似的特征：水无色无味，没有固定的形态，性质单纯，这十分类似于“概念”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尽管泰勒斯对自然现象的具体解释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多少价值了，但由于泰勒斯是第一个有本原意识（即追求统一性）的哲学家，故他的哲学被看做是西方哲学和科学的起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而，泰勒斯的哲学也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因为他所说的“水”毕竟是一个感性的流动的自然物，哲学和科学不应该建构在流动的东西上，这是因为，理性精神除了追求“一”而不是“多”，还有一个特点是，理性精神追求的对象应该是“不变”，或者说以“不变”来解释“变”（所以用变化莫测、随机应变来解释事物解决问题相当于没解释没解决）。今天的我们生活在理性概念发达的时代，我们看到的一切感性事物其实已经是经过理性概念所中介的，除非经过一定的冥想和禅修的训练，否则现代人是很难做到不带着概念而能直接感受赤裸裸的变化不已的感觉的。因此，我们大多持有惰性物质观，即认为自然物本身是惰性的，有着诸多不变的性质。比如牛顿力学就设想物体本身有一种维持原来运动状态的保持不变的倾向（即有惰性的），除非外力对其运动状态加以改变。如果我们假设物体本身有乱动的倾向行不行？当然可以，但接下来就没法展开任何分析了。再比如说，我们看到水会想到它的分子式是H2O，我们知道这一分子式不随着水的流速大小，物理状态而改变，因为这是水的相当本质的性质，但这一认识本身是建立在发达的超感性的科学概念之上。在早期，人类对自然物不可能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因此感受到的世界其实是千变万化、变化莫测、不可捉摸的（因此将世界的本质说成是无常的相当于没说）。泰勒斯的贡献在于，他敢于去突破变化莫测的表象，大胆地在思想里用一个不变的东西去解释和统一变化的东西。这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如果与同时代的中国作对比，或许就更能明白自然哲学和自然崇拜的区别在哪。我们知道，西周时代的中国（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也出现了一个似乎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然物，这就是“天”或者“皇天”。殷人崇拜的神灵是极多的，凡是山、川、风、云等各种自然界的神祗，甚至是某个部落或君王的祖先神，在商代都可以冠以帝号。周人为了对抗殷人就提出了作为至上神的“天”，对天的崇拜成为了中国宗教的核心。这个“天“不是某一个部落的祖先神，它超越了具体的诸如农业生产、战争胜败等职责，是能够统摄万物和广大空间的神圣物，我们在第一篇讲过，西周是在氏族血缘伦理未受触动的情况下建立的国家，因此“天”就是血缘伦理的象征，天与君王、君王与臣民的关系是通过对血缘关系的比附建立起来的，比如君王被看做是天子，人民被看做是天子的子民，官吏被看做是父母官，甚至万物和天的关系也是符合生养关系的（“天之大德曰生”）。人的最高本质仅仅在于感性的肉体（被养育）而不在于自由的思维（所以“天”不可能像“水”一样被用来自由地解释现象，因为解释的思路早已经预先规定好了），因此一个人一生中最大的使命就是确认养育关系（君主养育万民、父母养育、恩人养育受恩人）并报答这种养育，使自我消逝于这种关系之中，他自己本身则是没有价值和地位的。在天的崇拜中，不仅万物都是天的实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还决定了人的道德与内心活动，人的情感、意志、认知、吉凶祸福都被看做是受天规定和支配的。黑格尔对中国宗教有过很深刻的评价：“（在东方宗教中）只有那唯一自在的本体才是真实的，个体若与自在自为者对立，则本身既不能有任何价值，也无法获得任何价值。只有与这个本体合而为一时，它才有真正的价值。但与本体合而为一时，个体就停止其为主体，而消逝于无意识之中了。”（《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
这意味着，在“天”的宗教里，人是没有任何独立于天道的内在精神生活可言的，人的一切都受到那异己的自然力量的支配，人不知道自己的精神是高于自然力量、自然物的，因此对自然物的恐惧压倒了对自然物的思考，而后者正是产生哲学和科学的关键因素。儒家或者说传统中国士大夫的恐惧意识是极重的，如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所谓畏天命，指的是人要自觉接受一切不如己意的自然现象和人事；畏“大人”和“圣人之言”，不过是指人要自觉地臣服于有权势的人的道德说教（源远流长的谦虚文化）；再比如孔子讲：“闻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意思是说，遇到疾雷暴风，一定要改变容色，表现出对上天的畏惧。传统中国文化里的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惧用好听的话讲叫“敬畏之心”、“忧患意识”，但这种“畏”和迷信其实没有区别，它并不能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它无非反映了人不知道自己的思维在一切自然现象面前都是自由的独立的，不知道“人要为自然立法”、“人是万物的尺度”，反而处处“自然为人立法”、“万物是人的尺度”。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哲学与自然崇拜的本质区别，那就是进行哲学思考的人知道自己的主观是自由的独立的，这里的自由体现在三个维度：认知、道德和伦理。
首先，他知道在思考的对象面前自己是不必恐惧的，不论怎样思考都不担心那个对象会惩罚自己消灭自己的肉体，因而自己可以放心大胆地建构概念、提出假设，他相信自己在认知能力上是高于对象的，任何自然现象原则上都是可以凭理性解释清楚的，比如泰勒斯本人就曾四处游历，他在埃及测量金字塔的高度，还曾解释尼罗河泛滥的原因，据说他还预报过一次日食等等，假如泰勒斯认为“天有不测风云”、“天意从来高难闻”，大自然的奥秘是人不可能懂的，那就不会有上面这一切探索活动；
第二，他知道自己不会因为质疑而成为不道德的坏人，知道思考本身不是一种“罪”。在许多文化里，构建统治合法性的往往不是自由和理性的观点，而是基于幻想和非理性的东西（比如图腾、神话、编造的故事），自由思考必然会对这些内容的合理性提出挑战和冲击，因此毫不奇怪，早期的人类社会大都不会认为纯粹的思辨是一种美德。比如某些社会就推崇朴实木讷之人，认为“言伪而辩”、“花言巧语”是一种恶习，像这样的环境就比较难产生复杂深刻的思想；
第三，**他知道自己所要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永远不能压倒他的探索活动。在这一点上，中西方的圣人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别。中国文化推崇的是以社会责任和义务为本位的伦理观：一个君子应当时刻心忧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把对家庭、对人民和社会的责任感置于自己的个性之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使“处江湖之远”，也要为朝廷操心。这种不拥有任何权利但却要承担全部责任的伦理观在西方哲人身上是完全看不到的，苏格拉底的死似乎体现出了某种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是经过理性思考的，而且不包含任何对外在于自己的圣人、大人、天命的畏惧和怯懦**。除苏格拉底之外，西方哲人还有一种在别的地方见不到的纯粹的科学精神，比如泰勒斯本人曾因为抬头观察天象而跌到坑里；赫拉克利特为了思考哲学而放弃王位，后来也谢绝了波斯国王的帮助；阿基米德据说到死前还在研究数学问题；德谟克利特说：“找到事物的因果关系，胜过做波斯国王。”这种精神并非出于任何一种对群体的责任感（如今天所弘扬的“科技报国”），也许有人说，他们的思想最终提升了本民族的智力和科技水平，但这顶多是结果，而不是动机。
我们不必把这种精神看的过于高尚伟大或对之进行一种中国人所习惯的道德化解读。应该说，他们的自由思考首先是为了自己，是自私的结果，甚至是为了自己感性的快乐，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哲学智慧的活动恰是被公认为所有有美德的活动中最愉快的”、“理性的沉思的活动则好像既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之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因而是“人的最完满的幸福”。我们不能认为这种自由思考只是物质丰富的产物，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有了闲暇和足够的钱，达到思想的自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话有一点点合理性：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吃不饱饭，那他确实很难达到思想上的自由，然而更应该注意的是，尽管每个社会都存在有闲暇的富裕阶级，却并不是所有社会都能产生这种为思想而思想的自由精神，今天中国社会的生活条件不论如何都要高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但精神上的自由水平却很难说达到了同样的高度。
主要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千叶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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