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阅读笔记（五）巴门尼德

Original 千叶映死理性派 10/22

本篇是该系列的第五篇，主要谈论的是巴门尼德哲学。由于我对巴门尼德比较有好感，因此本文的篇幅也更长一点。

巴门尼德是埃利亚派的创始人和核心，也是继赫拉克利特之后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预感到在流动变化的感性世界之上有一个确定的东西即“逻各斯”，但他并不能从正面说出“逻各斯”是什么，在具体层面上赫拉克利特反而认为世界是变化不已的，而巴门尼德则自觉到了第一个纯粹的理性概念即“存在”。这一概念的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它是西方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正式开端。在此之后，西方哲学中的众多超感性的理性概念（比如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种”、“属”等等）在最基础、最抽象的意义上都首先是“存在”，西方哲学中关于“存在”的学问就被称为本体论（Ontology）或存在论，由此可以看出巴门尼德哲学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奠基性意义。

巴门尼德的“存在”通常被表述为：“存在存在，非存在不存在”（听起来很像是废话）。具体来说，“存在”是不生不灭的，没有过去和未来，不可分割，不变不动的。巴门尼德用归谬法给出了论证：

第一，如果“存在”是有开始的，那么它从哪里产生的？显然，要么从存在中开始，要么从非存在中开始。如果从存在中开始，那就说明已经有另一个存在在这个存在之前存在了；如果从非存在开始，那么这是无法言说不可思议的；同理，存在也不会消灭，因为存在如果消灭了，要么变成存在，要么变成非存在，变成存在则相当于没有消灭，存在变成非存在也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存在只能产生于自身，即存在不生不灭，超越时空，始终如此。

第二，存在是一，是无法分割的连续的。因为如果存在是有间断的，那么这个间断本身也是一种存在，故存在是连续的。

第三，存在是不动的，因为存在如果能运动，那么必定需要存在空间（即存在非存在）来让它运动，这同样是不可能的。

第四，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不可被思维的东西就不能存在，能思维的都存在。

巴门尼德的这个论证看起来很朴素很原始，但这却是一个展现纯粹思辨的好例子，而且是典型的存在统一于思维的客观唯心主义，国人理解起这种思辨是有困难的（因为中国教育从小到大灌输的是“存在决定意识”）。但我以为，理解了巴门尼德的思路，后面的哲学理解起来难度就小了一半，我甚至认为要进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处就必须得把握这种思维。

值得一说的是，我在上小学时候对这种思辨是有模糊感觉的，当时我从电视上看到宇宙是有直径的，我就在想，既然宇宙有直径说明宇宙是个像球一样有边界的东西（这在物理学上其实是有争议的），书上又说宇宙包含了所有的空间和物质，那么这个大球的边界是什么样子呢？在这个边界之外还有没有东西呢？我假想自己坐着宇宙飞船走到了宇宙的边界看到一堵墙，我想，这堵墙的背后如果还有东西，那就说明宇宙的边界还可以扩大（即墙后面也应该算作新的宇宙），如果没有东西空空如也，那它至少也是有空间的（只是空间里没有东西），但就算是空的，那它也首先是有而不是无，因为我能想到空的样子，但我想不到一堵墙的背后是没有空间的，所以我感到，宇宙的边界是可以无限地往外扩大下去的（我的想象是自己坐飞船一层层向外突破边界，越这样想越感到害怕，因为我觉得我离地球越来越远），只要我一直想，它就可以一直扩大下去，所以有（存在）是绝对的，哪怕什么都没有也首先是一种“有”、一种“存在”（尽管是最抽象意义的“存在”），而且正因为我能想到（当时我不得不借用宇宙飞船的飞行来隐喻思维），宇宙才有了起来，才存在了起来。虽然这个思想实验在物理学上有很多值得细究的地方（比如宇宙本身有膨胀速度），但它其实是套着物理学框架的一种朴素的哲学思辨，过了很多年后当我看到巴门尼德的推理，我立刻感到了两者的相似之处，这就是我对巴门尼德有好感的主要原因。

回到主题，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之所以能够为西方哲学带来新转折，就在于“存在”一词无所不及无所不包的普遍性和抽象性。巴门尼德说：“说的和想的必定存在。因为存在存在”、“因为既不可说也不可想的就是非存在”，这意味着任何事物只要可以被思维到，在巴门尼德看来就都是存在的，哪怕是“黑的白”、“又长又短”、孙悟空猪八戒也是存在的，我们日常说孙悟空猪八戒不存在，指的是他们不存在于感性的现实中，但这里所说的存在，仅指“可说的”、“可被思维到”这个最抽象的层次，而巴门尼德哲学中的“非存在”就是指不可言说的东西，比如感觉感受以及种种非理性的直观，因为凡是说出来的都是确定的语词，比如说“我很疼”这句话，“疼”本身不是感觉本身，而是一个概念，疼的感觉是稍纵即逝的，但“我很疼”这句话则可以被记住很久。因此，“存在”这一概念真正扫清了人的思维给万物下规定、做判断的障碍，使人的理性不必再止步于任何感性的东西。在巴门尼德之前的哲学家都没能正面把握纯粹的理性概念，我们在之前说了，纯粹的理性是一不是多，是“不变不动”而不是变化不易，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都是变动的自然物，毕达哥拉斯的数虽然已经是一种超越感觉的抽象概念了，但它是多不是一，自然数是有无数个的，且仍然需要以感性形式进行表象。而巴门尼德的“存在”则是抽取了事物的一切感性范畴后所能把握住的东西，为人的思维能够超越感性的生灭流变，有能力进入万事万物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

当然，巴门尼德的思辨也是有局限性的。首先他（其实不止是他）没有区分主观的存在与客观的存在，观念中的孙悟空和占据现实空间的孙悟空毕竟不是一回事，这使得这种思辨会导致一种独断，也就是从主观思维里直接推出客观实在。这种思辨被中世纪经院哲学继承了下来，例如安瑟伦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这个证明是这样的：

上帝是无比完满的东西，无比完美的东西不可能仅仅停留于思想之中（如果仅仅是思想上的就说明上帝是非现实的，即不完满），因此上帝必定在现实中存在。

在今天看来，这个推理是不成立的（或者说只在当事人的头脑里成立），属于康德要批判的旧形而上学，因为上帝是否存在应当取决于经验观察或者实验检验，而不能仅凭当事人的独断。

第二，巴门尼德将感觉和感性看做是非存在的，将理性与感性看做对立的，并把理性当做根本，压根没有去解释经验世界，以至于巴门尼德必须否认经验世界的存在才能使自己的观点成立，这应该说是个缺陷。

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国人对形而上学是有偏见的。这种偏见有两大原因，首先，中国的政治教材给人反复灌输这样一种印象：形而上学是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看问题的教条主义，不懂得唯物辩证法，不知道一切都是变化的运动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在上一篇中提到的，中国哲学几乎没有定义和论证重要概念的习惯，更不用说超感性的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国文化推崇经验和体悟，不擅长抽象思辨和分析推理。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哲学中的反本质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潮就很容易引起许多中国人的好感与推崇，也跟着拒斥形而上学和思辨，但这实际上阻碍了中国人吸收自身最缺失的养分。

在我看来，形而上学对人性能够起到一种训练和教养作用。有很多人担心自己会陷在形而上学里出不来了，变得悲观厌世，没法融入世俗生活，其实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形而上学由于排斥感觉，确实有某种出世和不接地气的倾向，但它却能够让人从混沌的感觉中抽离出来并建立反思的结构。实际上，一个人如果真正在思想上经历一番形而上学的历程，并不会丧失掉感受情感的能力，反而因为掌握了纯粹理性概念而感到更加有安全感，更加能够打开自己的情感，生命力和创造力也会更强。

巴门尼德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出身贵族，且从哲学思考中获得了纯粹的安宁和幸福。包括巴门尼德在内的希腊哲学家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他们普遍比较长寿，巴门尼德的生年说法不一，但寿命至少在65岁以上，赫拉克利特活了约63岁，阿那克西曼德活了约64岁，苏格拉底活了约71岁，阿那克萨戈拉活了约72岁，泰勒斯大约活了78岁，柏拉图活了约80岁，毕达哥拉斯至少活到80岁，德谟克利特更是达到了约100岁的高龄。有人也许会说，这些人大多出身于富裕阶层，是富裕让他们长寿的。这话有一丁点道理，但是，这些哲学家普遍对金钱比较淡漠，一生都专注于思考和学术，比如德谟克利特据说在分父亲遗产时就要了最少的一份，苏格拉底终生都很贫困，柏拉图还曾被当奴隶拍卖过。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中国皇帝的寿命就更能说明问题：汉代皇帝平均寿命约28岁，唐代皇帝平均寿命约46岁，清代皇帝平均寿命最高，约52岁。因此生活条件只能说是一个极其次要的原因。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保持着一颗永远活跃的好奇心，不断地对世界进行观察和解释，并且能够把握一系列抽象的概念，正是这些概念使得他们的生活不再显得杂乱无章，而是充满生机，长寿只不过是精神上生命力旺盛的一个表现。

对于思考与人生幸福之间的关系，传统中国文化对此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类似亚里士多德的那种认为“纯粹的哲学思辨是神才能享受的幸福”的观念是完全看不见的。中国人推崇的是“难得糊涂”、“顺其自然”、“无欲无为”，认为“想得多”、“有执念”是痛苦和不幸的原因。比如中医认为思虑过度是伤神的（“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黄帝内经·灵枢·本神》）；庄子认为人的内心要获得宁静，就要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淡一些，不要太执着（“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庄子·天道》）；儒家认为，人天生就是安静的，因此个体的心灵也是被动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礼记·乐记》）；孔子认为，人本身有一种将自己融入人际关系的倾向，即“仁”，只要想做到“仁”就能马上做到，而且会感到很快乐。其共同的特征就是认为人心的静态是本质的，而能动地思考则是非本质的，因此痛苦和焦虑主要来源于能动性，只有放弃主观意志、去除妄想（西方哲学的诸多概念在这里都属于妄想），将自身融于群体关系或是自然才能获得安宁。但现代心理学对此的解释是相反的，例如提出“个体建构心理学”的美国心理学家凯利（Kelly）认为，每个人生来都是一个不断建构和解释世界的科学家，当一个人无法通过理性解释现实和预测未来时，他就会体验到焦虑，换句话说，焦虑是因为我们的解释系统无法对生活经验做出精确的解读产生的。显然，按照Kelly的这种定义，焦虑是因为“想的太少”（即解释系统还不够完善），而不是因为“想得太多”。

当然，中文里“想”有很多意思，它既可以描述一种客观的心理活动，比如说某人内心里充满了杂七杂八的念头，这并不是他在主动地想，他只是一个容器，一个被分割成好几个块，然后被迫地接受各种想法冲击的承受者；“想”也可以指主体的一个动作，是“我”这个独立的人格在主动地思考，“我”要去统一和解释这些杂乱无章的想法。前者的这种“想”使人处在无休止的恐惧和惊扰之中（比如鲁迅笔下祥林嫂对诸多事物的恐惧），而后者的“想”并不会真正压垮一个人，反而会让人对掌控自己的生命更加有信心。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

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

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

千叶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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