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阅读笔记(八)当苏格拉底遇到孔子

Original 千叶映 死理性派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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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是该系列的第八篇,主要介绍苏格拉底,并将他与孔子进行对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两个人有很多可比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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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们两个人生活的年代很接近(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苏格拉底生于前479年),且都是各自文化里具有精神导师地位的人物;

其次,他们都喜欢用谈话而不是写作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孔子的言论被弟子收录在《论语》中,而苏格拉底的思想也是被他的学生柏拉图整理出来的;

第三,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探讨伦理道德问题,也就是人该如何去生活上。通过对比,我们会发现,两个人的相似之处是表面的,不同之处是本质的,他们两个人其实反映了中西文化在道德、伦理、知识等方面的深层差异。

首先来看思维方式。苏格拉底和孔子都非常喜欢靠谈话来启发别人,不过他们谈话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苏格拉底在言谈中追求的是概念的统一性,那么孔子则刚好相反。

苏格拉底的母亲做过接生婆,受此启发,苏格拉底将自己的方法称作接生术,也就是通过提问的方式,从具体的、缺乏反思的意识里揭示出普遍性的东西,他喜欢和任何人交流,不论是鞋匠、裁缝、老人、青年人还是智者、政治家。他往往是从日常的观念入手,向对方提问,引导他们说出自己的观点,再去通过进一步的提问,使人怀疑自己预设的前提和立场。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柏拉图的《美诺篇》里苏格拉底与美诺探讨美德问题。苏格拉底问美诺“什么是美德”,美诺说这并不难,并分别列举了男人的美德、女人的美德、儿童的美德、老人的美德等等,比如说男人的美德就是管理好国家的事务,做有利于朋友的事情,女人的美德就是善于管理家务。苏格拉底就说,我问你什么是美德,你却给我列举了一大堆美德,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蜜蜂也有很多种,而且彼此不同,你是否认为它们都是蜜蜂?它们的共性是什么?

苏格拉底认为,如果一个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它就不应该是某一时刻或者某一条件下才合理,而是永远站得稳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给一个事物下定义时,要追求这个定义的明确性和统一性。拿美德来说,如果男人的美德和女人的美德是两回事,那你为什么要用美德这个概念而不用别的概念?你既然用了这个概念,就意味着在这些具体的情况之上,存在有一个对美德的普遍性定义的,否则美德一会儿是治理国家,一会儿又是管理家务,这相当于自相矛盾,什么都没说。而在这个追求定义的过程中,就必须剔除掉那些个别的、零碎的、感性的例子,最后苏格拉底和美诺推出“知识即美德”这一命题,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本质上都在追求善,但为什么有些人做了坏事有些人做了好事呢?关键在于知识,也就是说作恶的人只是因为缺乏知识,误以为自己在做好事,但他本身也是有理性的,因此原则上只要运用理性,跟着逻辑走,他就会自己走向善;财富、健康这都是人们认为的美好的的东西,但如果没有知识,健康就会走向不健康,财富也会浪费掉,所以说“知识即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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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西方哲学和科学追求的是概念定义的同一性连贯性,那么在孔子这里,似乎恰好要避免概念的同一性。孔子道德哲学的核心是“仁”,对“什么是仁”的探讨也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然而孔子每次对弟子问仁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

 

例如,颜渊问仁,孔子答:“学会克制自己,按照礼去做事,天下的一切都可以归于仁道了。“颜渊问更具体的做法,孔子答:“不符合礼的不去看,不符合礼的不要去听,不符合礼的不去说,不符合礼的不去做。”颜渊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但是,孔子的对话更像是在回应“仁”有哪些好处,以及该怎么做到“仁”,而不是“仁是什么”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子张问仁,孔子说道:“能做到这五点,就称得上是仁了。”子张问哪五点,孔子说:“庄重、宽厚、诚信、敏捷、慈惠,庄重就不至于遭到侮辱,宽厚就能得人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敏捷就能做出成果,慈惠就能够使唤别人。”但这五点与其说是“仁”的定义,不如说是“仁”的好处,而且这所谓的好处也很不靠谱,宽厚就一定能得人拥护吗?现实里的例外情况太多了,孔子这里有严重夸大产品效果的嫌疑。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好像接待贵宾,使唤老百姓要好像承办祭祀大典那样。”这话听起来很奇怪,好像还是在讨论“仁”应该怎么做,而不是给“仁”下定义,何况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使唤老百姓”的。这里要结合仲弓的身份,仲弓当时已经做官了,因此孔子很可能是在谈一个治国问题。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人,说话是很迟钝谨慎的。”司马牛又问:难道语言谨慎就可以称作“仁”了吗?孔子说:“做起来很困难,说话能不谨慎吗?”孔子这话给人一种阴阳怪气的教训人的感觉。的确,司马牛是一个喜欢高谈阔论的人,孔子意在敲打他,劝他不要再夸夸其谈,而是从小事做起。然而孔子这番话根本就没有回答问题,司马牛问的是只要言语迟钝就足以称得上“仁”吗?而孔子回答的是,仁人们为什么会说话迟钝。显然这种教训是不容反驳的,可以想象,如果司马牛再问孔子就要骂人了。

《论语》里有不少对话是以骂人告终的,例如樊迟来问孔子该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又问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菜农。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啊!统治者如果爱好礼仪,老百姓就不敢不恭敬,统治者如果讲道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统治者如果讲诚信,老百姓就不敢不诚实。如果能做到这些,老百姓就会抱着孩子前来归顺,何必自己学种庄稼?”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总的来说,孔子每次回答“仁是什么”都是直接给出答案,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反复地辨析、追溯一个概念的本质。而且孔子的重点在于谈论“仁”该怎么做而不是“仁”是什么,也就是鼓动别人去实践,“别想那么多了照做就是”,照着什么去实践呢?就是先人们制定下来的一套礼仪规矩。这里没有什么知识性的东西,因为做法是会随情境、随着人而变化的,而知识则应该是普遍有效的。一般来说,中国人都更看重实际的功效,也就是怎么实用怎么来,对于做法背后的逻辑是否讲得通就不关心,更不会把逻辑和语言的东西看作是更真实更本质的(所以说芝诺悖论这种东西就不可能出现在中国)。但事情的复杂就在这里,你越是觉得实用比辨析概念更重要,其实恰好使你的错觉、偏见没有得到发现,结果反而离实用的目标越远;你越是追求概念的清晰明白,反而越是能把握住事物客观的一面。

很多人都能理解追求普遍性定义在科学里的意义,然而这一原则在道德领域的价值或许更加重要。在苏格拉底对美德的探讨中,其实已经蕴含了人人在道德上平等的种子(尽管当时的社会还有奴隶)。因为苏格拉底致力于从男人、女人、老年人、青年人等各种类型的人里抽象出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美德,这意味着苏格拉底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把握住人类所共同具有的德性,而这正是现代社会人人平等思想的关键。人的道德不能建立在偶然的、经验的、感性的东西上,否则我们就可以说这种道德观本身就是非人性的、不人道的,比如说你不能因为某个人天生是某种血统、某种性别就说Ta的德性本质上是卑贱的或高尚的。印度的种姓制之所以不人道,就在于它完全把人的道德建立在血统、肤色和出身上。对此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有过深刻的总结,他说:

 

经验性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适合为道德法则奠基。因为,如果道德法则的基础来自人类自然本性的特殊结构或者他身处其中的偶然境况的话,道德法则的这种应当借以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理性存在者的普遍性,以及这些道德法则因此而承担着的无条件的实践必然性,就消失了......它为德行提供的动机毋宁说是损害德性和破坏其全部崇高性的,因为它把德行和罪恶的动因置于同一类别,并只是教我们进行更好的算计,但却完全抹杀了这两者之间的特殊差别。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所公认的美德来源于偶然因素的话,比如某个人的特殊身份和血统,那么他的道德行为就不具备对他人的普遍有效性,因为别人没有这样的身份,所以这样的道德就不是真正的道德。比如说某些社会认为谁掌握权力谁就有道德,那么这就会激发起每一个人努力地追求权力,并把这种追求看成是道德的表现,结果是将道德和算计、德行与罪恶混为一谈。孔子所谈论的那些美德,都是基于政治身份也就是统治者和老百姓的区分之上的,孔子不认为有什么普世的人性和道德,统治者的“德”与老百姓的“德”是不相通的,或者说是不平等的,因为“仁者”能够正确地识别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所谓“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当然就没有平等的可能性了。

有人也许会问,孔子不是还提出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这种思想是否是一种普遍性的道德?我认为,我们今天当然可以把这两句话往普世道德的方向去解读,但在孔子那里却不是这样,这个“立人”、“达人”的标准是预定好的,也就是说你只能按照儒家伦理的差等体系去立别人、达别人。比如说你是一个女人,这时候一个男人要求你裹小脚,这在他看来恰好是“立人”、“达人”的表现,因为他不仅是在做功利的考量即希望你嫁得出去,更是在使你变得有道德,即守妇道。如果你反驳说:你不愿意裹脚为什么让我裹脚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对方就可能回答:“如果我是女的,我就愿意裹脚,因为这是女德,但我现在是男人。”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式的“为了你好”为什么总是成为做坏事的幌子,因为没有普遍的道德观念和“人”的概念,“好”的标准是不统一的,是因人的身份、地位而变化的。

第二,孔子与苏格拉底对待教育和知识的看法也是截然不同的。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

柏拉图:《美诺篇》

邓晓芒:《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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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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